当我们试图对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作出总体性的评价时，首先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城市生活的繁荣，乡土小说的创作是否处于衰落之中？应该承认，在视听传媒的挤压下，小说创作受到社会冷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这是小说创作的整体命运，不独乡土小说然。自然，相对于城市小说的迅速崛起，乡土小说的发展显得有些冲劲不足。不过，在纵览相当数量的乡土小说之后，我们仍然可以满有把握地说，如果仅就乡土小说自身的发展而言，那么，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其内容的广阔性和形式的丰富性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的乡土小说的主题模式曾被概括为三类，即批判启蒙式、社会分析式和田园牧歌式。而九十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由于受到“寻根文学”和“先锋派文学”的冲击，不仅主题模式有了更为细致因而也更为深入的分化、叙述方式也有了更为精致的追求，从而使九十年代的乡土小说更加流派纷呈，色彩斑斓。
在乡土小说的诸流派中，社会乡土小说以其对农村现实生活的关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现实状况本来是乡土小说的一贯传统，不过由于作家成分的变化，这种关注在九十年代有了新特点。以刘醒龙、刘玉堂、关仁山、张继、谭文峰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乡土小说作家，大都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村，同农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农民和农村 而言,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他们是以农民的儿子、甚而就是农民的身份进入小说创作的。因此，他们对农村现实生活的关注既不是自外而内的，更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平视。这就使得他们对乡土的感情与描述，既不同于解放后赵树理、柳青等以教育农民为创作主旨的一代作家，而且也不同于新时期的李锐、朱晓平等一代知青作家。他们对于乡土和农民，知之既深，爱之也真，痛之更切。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才能在何申的《穷县》、《穷乡》、《年前年后》中，看到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费力劳神、酸甜苦辣的深切体贴。而在刘醒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中，这种体贴和关怀则化作了对少数搞不正之风的当权者的冷峻的批判。何申笔下的温情，出自他对农村基层干部基本品质的把握，他知道他们虽有私心、缺点，却还是肯干、乐于为老百姓办事的。这种温情与宽容也表现在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作品中，他十分看重以九月为代表的农村青年为改变家乡的贫困所作的艰苦的努力，尽管他们自身素质还有不少欠缺，作家依然衷心希望他们能获得成功。这种温情与宽容到了张继的《村长与鱼》中则表现得饶有情趣。小说成功地运用了并不新鲜的误会法，在村长错拿的两条鱼上做足了文章，把村长那点小小的私心渲染得淋漓尽至。小说妙就妙在一面揭示村长的私心，一面又通过村长对自己私心的不安展示他的善良。而误会的解除足以使每个读者忍俊不禁。刘醒龙的冷峻，则在于他看到了当权者的私心带给农民的巨大损害，看到了农民在这些损害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从而自觉地要为农民代言。应该说，这两种感情态度都是需要的。在这类作品中，阿宁的《麦子自己能回家》和杨争光的《蓝鱼儿》别是一番风貌。阿宁从收麦中的一件小事揭露村干部的威势，因为采用了一个带有荒诞色彩的标题，从而使这件事的不合理性显现得更加昭著。杨争光以近乎戏谑的态度叙述发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身上的纯粹的悲剧故事，寓深刻于单纯，把极左路线对农民的摧残揭示得惊心动魄。
人生乡土小说在关注乡土、关心农民上与社会乡土小说十分接近，不过这类小说更注重从历史发展与文化积淀的共同作用中把握现实生活，从而使他们对生活客观而形象的描写具有一种形而上的理性追问的力量。在乔典运的《香与香》中，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恶人、坏人或小人使善良而勤恳的五爷遭受了种种磨难。迫害五爷的是大众的嫉妒心理。这是一种无形然而却巨大的力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恶。五爷的善在恶的欺凌和挤压下无能为力，五爷只能由香变臭。五爷的儿子爱社可以算是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一朵“恶之花”。他以恶抗恶的报复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在于社会历史环境为他提供了可能性；其次还在于他客观上起到了发展经济的作用；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他创造生活、改变环境的历史主动精神，用乔典运的话来说就是“积极觉悟”。小说对人性卑贱的一面给予了深刻的揭示与无情的鞭挞，同时积极乐观地肯定了历史的进步和人的历史主动精神。研究陈世旭的《镇长之死》与其成名作《小镇上的将军》的承袭关系是理解这部新作、观察作家思想发展脉络的钥匙，也是区分社会乡土小说与人生乡土小说的枢机。在成名作中，镇长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其形象的单薄和性格的单一都是难以避免的。而作家从社会政治视角观察人物，要想发现人生和性格的复杂性也比较困难。是思想的成熟和阅历的积累使得作家认为有必要重新认识自己曾经表现过的人物。而当镇长不再单纯是某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表时，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与命运的关系，他的性格、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便以其无穷无尽的丰富多彩焕发出文学的魅力。于是我们便看到，他既有借势行威的霸蛮的一面，也有体恤民情的善良的一面；既能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也会触礁沉船、难以翻身；既能陷人于深渊，也能救人于水火。在历史不停顿的运动之中，人的命运也在可把握与不可把握之间动荡。从以上两篇作品可以看出，当作家在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的基础上具有了深刻的人生智慧以后，他们对题材的处理就可以做到举重若轻。他们就能够准确地捕捉到隐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的重大意义。这一点在刘玉堂的《一头六四年的猪》中表现得极为突出。在不过六千字的篇幅中，在一件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中，在最平实的叙述中，刘玉堂展示了一个时代。通过一头猪，反映一个特定年代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氛围，描绘一些对国家意识形态诚信不疑的人民，揭示时代与人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正表现了刘玉堂一贯的幽默风格，同时也是一种高度而凝炼的艺术概括。可以说，人生乡土小说是作家把自己认识人生的思想结晶撒向乡土生活的文学之果，它的内容是乡土的，它的思想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乡土。
文化乡土小说是乡土小说中最富乡土气息的流派。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显著的地域色彩。这种地域色彩从诸如《耙耧山脉》、《秀色》、《马桥人物两题》这从把地域名称作为小说标题的处理上便可见一斑。文化因其各自在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中生成而天然地带有地域特征，而乡土本身就包含着地域的内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作为文化的生成物，从来就与地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写死村长对活村民的控制，所要强调并贯穿于始终的是权力在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大队公章和返销粮记帐本作为权力的物化，从丧葬开始一直到坟地听夜，屡次成为描述的中心：村长下葬陪葬它，盗墓贼偷盗它，死去的村长和支书争夺它，所有这一切是出于对权力的尊崇。被村长欺侮的女人及其家人在村长生时不敢反抗，村长的妻子在村长死后不敢改嫁，则是出于对权力的恐惧。而无论是尊崇还是恐惧，都是一种文化态度，而且是一种只有在缺乏民主精神的文化环境中才会生成的文化态度。正是这种文化态度使所有的反抗都归于失败。因为真正欺侮与压迫他们的不是村长，而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是他们自己。他们应该反抗的也是他们自己。然而他们并不具有这样的觉悟，所以他们的反抗只能归于失败。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也就在于此了。铁凝的《秀色》展示的是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秀色是地名，秀色缺水。水是生存的基础，没有水的地方，还能有廉耻吗？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得秀色的女人们的看似没有廉耻的行为笼上了圣洁的光辉。有人对秀色女人在两性关系上的行为表示排斥，实际上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态的隔膜。《马桥人物两题》选自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关于哲学、文化、文学的思考与追求之集大成。“烂杆子”和“乞丐富农”这两节实际上是两则非常奇特的人物的素描。从表面上看，马鸣和戴世清都是处于各种社会规范之外的人：马鸣拒绝参与一切社会活动，为了确定戴世清的社会成分必须创造出“乞丐富农”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成分。然而他们的生存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又确定无疑地属于中国，更确切地说是属于马桥。这两个奇特的人物更充分地显示了文化的巨大的涵概力。
文化乡土小说的第二个特点是它深厚的感情蕴涵。人是文化的生成物，作家当然也不例外。而当作家观照他自己所由来的文化形态时，他的感情状态肯定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张宇的《乡村情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小说通过张树声和郑麦生这两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死友谊，特别是通过张树声为了满足朋友临终前的心愿宁肯牺牲女儿的幸福的举动以及周围人们对这一举动的反应，充分展示了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强大的号召力。与此同时，小说通过张的儿子“我”的心理活动和他对故事的叙述，十分谨慎而含蓄地表达了对爹的所作所为的保留态度和怀疑。这部小说的独特价值就在于，它在力图描画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的同时，发现了它的缺陷和弊病，尤其是发现了它的精华与糟粕、它的深情与残酷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正是传统文化本身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作家对它的感情的复杂性。赵德发在《窖》中也描述了类似的感情状态，所不同的是那里的复杂感情产生于一种特定的生存状态。小说的题记中这样写道：“地瓜是沂蒙山人的主食。村内有多少户人家，村边就有多少口地瓜窖子。这是沂蒙山区的一大景观。”任何长久的生活景观必然逐渐演化为文化景观，沂蒙山的地瓜窖也不例外。地瓜窖虽是贫瘠的物质生活的产物，却也深深地浸入了沂蒙山区人民的精神生活，浸入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婚姻与家庭，他们的爱情与亲情，他们的委曲与仇恨，竟然都少不了地瓜窖的参与。作家通过“窖艳”、“窖恩”、“窖缘”、“窖骂”、“窖殇”、“窖居”充分展示了地瓜窖作为文化景观的丰富多彩，并使读者领略了其间深厚而复杂的情感内涵。
笔记乡土小说因其不拘体例、题材广泛而显得自由随意。这类小说虽关注于遗闻轶事，却不在猎奇志怪上着力。就笔记小说的文学传统而言，它所记载的本来就是正史所遗漏、散失的人和事。而这些不入正史的人和事之所以被小说家看中，恰恰是因为它们具有文学的审美意味。即以贾大山的《梦庄纪事》而言，杜小香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她对艺术的痴迷因其五音不全而显得很不协调。然而正是在这不协调之中包含着普通人对美的执着追求，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不协调，不起眼的杜小香才得以深深地镌刻在作家的记忆之中。同样，一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酒会只应该是新闻的素材。梦庄年年都要举行的迎春酒会正是因为它不看重、也不一定有多少经济效益而使人留恋回忆，久久不能忘怀。而何申的《乡间往事六题》中所记述的往事，则是由于距离而产生了美感。喝粥、勒狗、吃羊、杀鸡、斗猫、打饼所记录的都是和吃有关的趣事。不过，这些事当初的正在进行时却不那么有趣，那是贫瘠，那是艰辛。只是由于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特别是境遇的变化，艰辛的往事才有了令人回味的意趣。
心理乡土小说在乡土小说中最为绮旎细腻，作家专注于人物的心理，深入地辨析人物心理发展的脉络，准确地捕捉人物灵魂每一次极细微的震颤。比如谭文峰的《仲夏的秋》写一个农村少妇秋在仲夏时节的一场婚外恋。这一类故事可以敷衍成曲折往复的情节小说，也可以处理为血泪淋漓的情仇小说。但谭文峰的笔触却始终指向女主人公的心灵深处。他基本不靠外部动作推动情节发展，只是不疾不缓地一步步展示秋充满青春活力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并使这种需求与秋的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成为内在的张力，不断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果把何玉茹的《田园恋情》与这篇小说对照着看，那么心理乡土小说细腻入微的特点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同是对异性的心理需求，少女的朦胧与少妇的蓬勃就各异其曲。苏奇与母亲、苏奇与杨西之间那种感情与感情的默契、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以及彼此流通之后的喜悦与幸福，使人觉得是那样微妙而美好。相比之下，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更为独特。她在一个弱智少年宝坠相对狭窄的心理空间中为读者展示了同样的丰富与美好。宝坠因为自己的弱智，简化了周围的世界，而经他简化过了的世界，竟变得惊人地单纯与真实。从上述三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心理乡土小说虽因内容的需要简化或淡化了人物和故事的社会文化背景，但人物的所有心理活动都必须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之中，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在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张炜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代表的地位已经确立。我们并不主张用陈旧的道德观念束缚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净化提升人的思想境界本来就是文学的使命。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这种必要性就更为突出。更何况从全球乃至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发展经济的成果，到底是福音还是祸害，并不是全无疑问的。所以，不能简单、机械、粗暴地对待把人类精神家园的理想境界建立在农业文明史上的观点。《怀念黑潭中的黑鱼》张扬爱心，贬斥贪欲，向往一种简单而和谐的平衡。这篇小说单纯而明净，作为理想主义的乡土小说，自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吕新是乡土小说创作中一个十分独特的个案。从他的环境和经历中我们实在难以找到他以目前这种方式写作的根据。在他的小说中，传统小说的思想意义、情感意义以及故事意义都极大地削弱了，他的注意力主要转移到了叙述上。阅读《一个秋天的晚上》这篇小说，我们不能不惊异于他竟然在一场始终没有放映的电影上生产出那么多悬念。悬念有并列的，如矿区今晚到底演不演电影，关于演电影的消息到底是谁传播的；悬念还有连续的，如关于篮球场上演电影的悬念被证实是虚假的以后，马上又出现了电影可能在礼堂放映的新悬念；演不演电影的大悬念中还包含着诸如谁敲了柜台等一系列小悬念。这些悬念就像孩子们吹出的大大小小、一串一串的肥皂泡，五颜六色，绚丽多彩。旧的刚刚破灭，新的又被吹出来了。而使这些悬念得以产生的动因，则是两个处于恋爱之中的农村青年男女的微妙心理。直至小说结束，吕新都不肯就到底有没有这场电影给读者一个确切的答案。读这篇小说自然还应该注意第三个人物：万荣的舅舅。这个人物在小说刚一开始就被提出，稍作交代即被搁置不提。直到小说快要结束、读者已经几乎忘了这个人物的时候，作者让他登台出场了。而他的出场，又成为一个新的悬念产生的契机。这样的小说对传统的审美心理期待是一种背离和挑战，但它确实可以让我们领略叙述技巧的魅力。
可以看出，九十年代乡土小说的流派已经很难以某几个作家为代表人物来加以界定，因为几乎每一个比较成熟的作家都能够操作一种以上的笔法和套路。比如何申虽然以社会乡土小说见长，但偶尔涉猎笔记乡土小说，也能写得饶有情趣。谭文峰既能写出文化底蕴深厚的《走过乡村》，也能写出感情细腻的《仲夏的秋》。对于小说的发展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本来就是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过程。作家对多种笔法与套路的掌握，对丰富与充实小说创作流派会很有好处。不过，说到底，流派的形成是小说艺术自觉追求与最终成熟的结果，所有作家都应该把它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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